党工委党校课题组  杨学明  封  凯  田  娇

摘 要：刘子如是近代重庆本土知名巨商，重庆历史名人。2005年以来，在原万盛区和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刘子如事迹史料收集及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慈善奉献、忠心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子如文化。本课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背景进行相关研究拓展：一是2021年中宣部公布中国共产党人的首批精神谱系，“企业家精神”被纳入谱系之一，从“企业家精神”维度对刘子如的研究目前尚为空白；二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主题，从现代化角度对刘子如的研究亦未起步；三是出版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研究者苦苦寻找、最能反映刘子如环球考察详情的《新新游记》全本于2021年重新问世，新的重要史料的加入，需要对刘子如进行事迹再梳理、价值再认识。

本文第一部分以史料档案为基础，以刘子如生平重大事件为线索，力求还原完整真实的刘子如，在此基础上肯定刘子如是近代渝商典范。第二部分在现有学术成果特别是杨天石先生主要观点基础上，突出并分析阐述刘子如“近代少有”的历史地位。第三部分系统梳理刘子如对重庆乃至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个方面。第四部分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企业家精神”五个方面内涵的维度，分析解读“企业家精神”在刘子如身上的特征和具体表现。

关键词：刘子如渝商典范近代少有现代化企业家精神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职业经营者，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素养和特质的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21年9月，以“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为内涵的“企业家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首批精神谱系。2023年7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再次明确提出，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2005年，重庆晨报先后推出了“外地商帮在重庆”系列报道、《渝商》周刊等，为寻找重庆商业精神，构建重庆商业文化进行了有效探索。2018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渝商”概念，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打造有梦想、有情怀、有作为的渝商队伍。2023年6月19日，重庆市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表彰奖励重庆市优秀民营企业家；6月20日，启动新时代渝商培养计划，目标是“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渝商队伍”，可见重庆市委市政府已将打造现代渝商队伍纳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近代渝商人物研究，梳理渝商历史脉络，有助于从根本上夯实渝商文化底蕴，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和重庆现代化建设。

两江交汇的重庆，自古以来商贾云集、贸易贯通，有着深厚的商帮文化积淀。巴寡妇清以女子之身跻身战国七大富豪之列，始皇为其筑“女怀清台”。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伴随着重庆现代化进程，更是孕育了“一代船王”卢作孚、闻名全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纺织业巨子苏汰馀等一大批优秀渝商代表。他们及其企业的命运与重庆、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为保留和挽救重庆工商余脉，推动重庆乃至全国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不该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在近代渝商群体中，有一个人。2005年5月，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王鸿举对他评价：“刘子如先生是重庆近代名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经名噪中国，挖掘他的史实、史迹，对丰富重庆近代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1]。同年，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确定刘子如入选从古至今本埠100名“重庆历史名人”，定位表述是：“重庆巨商、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爱国知名人士”[2]。

2005年以来，在原万盛区和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刘子如事迹史料收集及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慈善奉献、忠心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子如文化。2021年，出版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研究者苦苦寻找、最能反映刘子如环球考察及思想行为详情的重要史料——《新新游记》影印全本重新面世。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主题，“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新命题，新的重要史料的加入，有必要对刘子如的研究进行资源再梳理、价值再认识。

一、刘子如是近代渝商典范

刘子如，名华璋，字子如，1870年出生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新木村（原綦江县金灵乡青山石窝寨）。13岁流落重庆，被嘉陵江边红庙当家和尚收养，教以识字并学刻字。19岁时父母双亡后再次步行至重庆，“身有铜钱五十三文，衣无二件”[7]，先后六次创业均遭失败。1896年因“稍有积蓄，常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听讲基督教义，颇受感化”[3]，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友。同年底经传教士介绍进入上海美国胜家公司远东总部从事缝纫机组装和维修工作，1899年回到重庆，“最后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公司缝纫机”[3]。

1901年起，刘子如任美商胜家公司四川总经理，在成渝两地各立总行，设分所七所、分行二十余处。“上海总行，以全国生意比较，四川独优”[3]。其后，又成立“川黔康胜家缝纫机总公司”，将业务发展至贵阳、西康；兼任江西南昌公司、九江公司经理，“代办江西全省及湖北之黄石港、黄州、汉口等地之分销，颇获厚利”[3]，“畅销一时，繁荣一世”[1]。经十多年打拼，刘子如于1910年左右成为重庆巨商，人称“缝纫机大王”。

经营缝纫机成功后，刘子如继续拓展商业版图。1914年，与川江公司合伙购买“蜀亨”轮船从事重庆到宜昌的商业航运；1919年，与富商汪云松等发起成立大中商业银行并使该行获得货币发行权；1920年后，在成渝两地创办以其名字命名的华璋制帽公司生产时尚制帽；1936年，与妻子刘陈文桢创办胜家无限公司经营缝纫机及中外杂货；1937年，与胡汝航、王狱生创办四川第一个机制砖瓦厂——三才砖瓦厂。

约1898到1900年间，刘子如在前人张云轩木刻印刷《重庆府治全图》的基础上，刻《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图长151.5厘米，宽82.5厘米，以手绘、木刻方式，详尽描绘以渝中半岛为中心的重庆古城地貌及街市，东起朝天门，西到浮图关，南至长江以南今南岸区一线，北括江北城观音桥一线。“图中所绘道路清晰、内容详细，地名具体可循。甚至标明了水井的方位、某路走某处，对某些半截小巷还特别注明‘不通’等字眼”[4]。该图原版不存，纸质版存于三峡博物馆。2015年，其丝帛制品作为国礼赠送来渝访问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2021年其3D模型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传世名画一起，亮相“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引发轰动。

1902年，稍有成就的刘子如回到家乡青山，创办福音堂及青山地区第一所小学——青山双龙湾小学，教师及两个班学生的费用均由自己一人承担。1904年，因“并恐外人窥视内情，不利国家，应由华人自传。乃邀集教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3]，1920年正式更名为中华基督教自养美道会（以下简称重庆自养美道会），历任会长、教会长老等职，倡导自养、自治、自立的“三自”办教主张。1914年，刘子如发起成立重庆孤儿院（1929年重庆建市后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以下简称重庆孤儿院），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历任副院长、董事、院中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担任）等职。1921年，创办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重庆青年会），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并自任会长兼总干事达12年。1931年，在家乡扩大小学办学规模，仿重庆孤儿院模式创办“綦桐南青山孤儿院”（后更名为“綦江县私立青山孤儿院”，以下简称青山孤儿院）。

1924年4月至11月，刘子如应教会邀请，自费环球证道考察，行程数万公里。他从重庆出发，经上海、香港抵菲律宾、新加坡，再经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经地中海抵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在伦敦停留一个多月。8月经大西洋到达加拿大和美国，在加、美两国逗留两月余，作38场演讲。10月从旧金山出发横跨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神户，11月初抵上海吴淞口回国。归国后将沿途考察见闻日记全面整理共四卷十八章六万余字，取名《新新游记》，于1925年7月由成都官印刷局印刷出版。

1925年12月21日，在重庆军政要员、重庆商会及律师、媒体的见证下，刘子如携妻子刘陈文桢、养子刘福田公开签订捐赠契约，将其全家主要田产、积蓄，美商胜家公司动产、不动产及公司业务，全部赠予重庆孤儿院、重庆青年会、重庆自养美道会三团体，由三团体合组天申永号继续经营；“惟胜家公司营业事项，仍用胜家公司名义办理。至公司总理一职仍挽留刘子如君担任一年，以资熟手”[3]，公司“月送薪金一百元，期满后，每年仍送洋共一千二百元作为辅助金，直至刘子如夫妇天年终老为止”；另“所捐綦江之田业，共计租谷一百石，由三团体接收后，无论每年收获多寡，照样转给刘子如收足五年，以作其子福田教育经费之用，到民国十九年庚午秋收后为止”；除此外，“所有清单内开出的财产、股票、账项、生意、机车、货品等一切主权完全由三团体共同处理，刘子如之亲属或子孙日后不得过问，以清权限”[3]。《商务日报》、成都《国民公报》等对相关文书及捐赠大会盛况等进行了报道。

1937年7月7日，刘子如在上海筹划于西安开设胜家公司总部，向西北拓展销售市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子如旋即回到重庆，于8月发起成立四川第一个战地后援服务团——“重庆后援会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重庆战地服务团），从一千多人报名人员中“遴选富有热情、确能耐苦、而又无家累者”[1]72人，其中男43人，女29人。“这七十二人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位年近古稀六十八岁的老副团长刘子如先生”“还有一位，我们这七十二人里面最年幼的小妹：赵妹妹。她的年龄刚过十五岁”[3]。经紧张募捐及三月余的强化培训和医院实习，重庆战地服务团于12月4日满载物资顺江而下，前往抗战第一线，历经汉口、九江及浙赣皖等地，“服务地带漫延到了六省，跑了上万里的路”[1]，给予前线将士及当地军民极大鼓舞。1938年8月4日，重庆战地服务团受命分流解散后，刘子如继续留在前线，任23集团军本部参议，并长驻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为其配有秘书，期间曾被敌炮弹炸伤。其间，刘子如主持将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题写的“固我山河”四个大字雕刻在安徽九华山上，留下了人生第二件重要的雕刻作品。因“服务前线、卓著成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颁发第十号《陆海空军褒状》[4]。1940年秋，刘子如在前线度过70岁生日不久，因地方政府急电催告其返渝处理养子刘福田债务纠纷，刘子如不得不告别前线。临别前，陈毅将军赠送照片并题：“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长”[1]。

1941年秋，刘子如变卖财产偿还完刘福田的巨额债务并登报脱离养父子关系后，响应重庆卫戍司令部关于疏散人口的命令，回到故乡青山，将最后的精力投入到家乡的建设和青山孤儿院的管理上。他开设“道生大药房”，聘请重庆名医坐诊，结束青山地区方圆十多里无药房的历史。他为青山孤儿院新建教学楼，扩建体育场，添置留声机等教学设施，改善青山孤儿院办学条件。他组建童子军，举办规模盛大的运动会，组织学生徒步拉练，青山孤儿院办学规模和影响达到高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慕名题写“綦江县私立青山孤儿院”中堂。1949年1月，刘子如病逝。重庆解放后，青山孤儿院由农协会接管，后更名为新村小学，为新中国建设继续培养人才。

刘子如一生立足重庆、深耕川渝、面向全国、环游世界，集孤儿、雕刻师、基督徒、巨商、慈善家、前线战士、社会名流等多种身份于一体；生前在重庆、四川乃至全国商界、慈善界、教育界、基督界、政界有极高的知名度，成都、重庆两地立有铜像；身后被评为重庆历史名人，相关事迹在中国慈善博物馆等知名文博场所有固定展陈；堪称近代渝商典范。

二、刘子如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的人物”

关于刘子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国史研究著名专家杨天石先生作出评价：“我觉得刘子如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的人物”，“这个少有，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5]：

一是创业过程艰辛及取得的成就少有。刘子如出身寒微，创业起点极低、创业资源极少、创业过程极艰辛，而取得的商业成就极大、积累的财富极巨、达到的境界极高。他曾经历“学习印刷工业”开印馆、聘入报馆任事、办印局、自设刻字铺、兼领洋碱及杂货经理、开协兴隆启记字号等六次创业失败，困苦时“寄宿仁济医院之停尸房，忍苦两月”“就协兴隆管理，殊舟沉损失资本柒千余两”“又被人控告，诬枉丛生，债魔未脱，病魔继起，九死一生、悲恨交加”[3]。四十岁左右成为“缝纫机大王”后，继续拓展实业版图，投资轮船、金融、制造等产业，“白手储亿万家资”[3]。杨天石先生认为他“能够从社会底层经过多年的奋斗，创立这么多的企业，我觉得这个过程少有”[5]。

二是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少有。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特定背景下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企业家之问，是每一个企业家的必答题。诚然，大多数企业家都能作出正确选择，即以适当的方式支持革命、支援抗战，如陈嘉庚、卢作孚、胡子昂等。但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出钱出物易，舍身赴险难。刘子如作为知名渝商，放弃重庆作为陪都、作为战时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好商机，放弃相对安全的大后方，逆号称“东方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入川避难潮而动，以67岁高龄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带领72勇士奔赴前线，在前线服务三年。对此，杨天石先生评价“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有第二个企业家有这样的经历……我不能说是绝无仅有，我只能说是少有”[5]。

三是用这么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少有。企业家的主业当然是经营好企业。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时一地、或多或少做一些慈善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如刘子如般把慈善作为毕生事业来做的非常少见。刘子如做慈善的年代很早、持续时间很长，从1902年创办青山双龙湾小学，到1949年去世前继续办青山孤儿院，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贯穿他的一生。刘子如办慈善的规模很大、 涉及的区域范围很广。除前述提到的重庆孤儿院、重庆自养美道会、重庆青年会及青山孤儿院等主要机构团体外，“又綦江、桐梓、南川三县，共置田业六百石，创国民学校十所，高小一所”[3]，还捐资兴建成都协和中学大礼堂、成都孤儿院部分设施，对部分学生定向资助等。“一生兴办慈善事业累计捐赠达30多万大洋”[6]，且这一数字尚不含1937年上前线以及晚年回到青山后的捐赠。刘子如把慈善当事业，身教言传，久久为功，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重庆孤儿院、重庆自养美道会、重庆青年会三团体重要职务，为三团体的发展倾情出力，1925年把毕生大部分积蓄及胜家公司的经营权彻底捐出，以推动三团体可持续发展。他亲力亲为，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并自任副团长（团长为国民政府委派官员，未参与实质工作），率领七十二勇士，亲上战火纷飞的抗战第一线。刘子如不仅做慈善，还广泛开展慈善宣传，亲自参与各类活动并演讲，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他“不愿留与子孙，买耻辱，买祸患”[3]“临终时不留一钱与儿孙”[7]的钱财观广为人知，成都、重庆两地孤儿院立有他的铜像，美国、新加坡等地报刊对他的事迹有报道。1936年，因在慈善界的巨大影响，刘子如应邀出席了全国慈幼总会青岛大会，全国慈幼总会会长孔祥熙对他的评价是“慈善事业的先者，成绩显著的刘子如”[1]。

基于丰富的史料，以及杨天石先生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影响，杨天石先生“三个少有”的评价，正是对刘子如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殊地位的高度评价和准确概括。

三、刘子如对近代重庆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从时间看，刘子如的人生与清末重庆开埠前后至重庆解放的历史完全重合；从过程看，刘子如作为知名渝商，经历并程度不同地参与了重庆开埠、国民政府建市、成为抗战陪都直至重庆解放前夕的重大事件；从内容看，刘子如对重庆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个方面。

刘子如对现代化的直接贡献表现在他引领或开辟的重庆或全川的数个“第一”或“之最”上。

1.第一个在四川等省市引进缝纫机。对此，原加拿大和平理事会主席文幼章曾专门致信肯定：“引进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来重庆及各大城市销售……肯定他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有助于社会”[1]。

2.所刻《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为现存重庆开埠以来尺寸最大、记载最详细的古地图。该地图记录了古重庆城市面貌，保留了晚清特别是重庆开埠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状况等的原始信息，弥足珍贵。

3.创办重庆第一个宗教自治组织重庆自养美道会。大力提倡并践行自养、自治、自立的办教主张，较早关注宗教的中国化改造问题并取得实践成效。

4.兴办重庆第一所教养兼施的孤儿院重庆孤儿院。该院初以临江门外胜家公司缝纫女校为校址，收男女孤儿40名，1917年迁入大溪沟张家花园新址，孤儿生人数扩至100人，30年代在校生规模稳定在300人左右。1941年因日机轰炸、校舍被社会单位占用及学生疏散等原因停办。

5.创办重庆唯一青年社会组织重庆青年会。该会1921年创办，1950年6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庆市政府民政局备案通过继续开展活动，1958年与市爱国会合署办公，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办。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评价“而重庆青年会尤富于社会性之发展，其内部组织甚为严密，所属事业，多而伟大，亦为他省所弗及”[1]。作家老舍称赞“在全国内，这样的青年会大概只此一家”[1]。

6.第一个开通重庆至宜昌的商业航运。1914年，刘子如与川江公司合作斥巨资购买“蜀亨”号轮船，该船由英国船长勃兰田设计，英国雅罗公司制造，载重量560吨，吃水浅，马力大，适合川江航行，投运后成为重庆至宜昌常年商业航运的“第一轮”。

7.举办四川第一个机制砖瓦厂。1937年，刘子如与王狱生、胡汝航三人在巴县井口乡兴办“三才砖瓦厂”。“三才”取三位投资人皆为人才之意。该砖瓦厂规模庞大、工艺先进，采用当时四川尚无的机制流水线作业，主要生产质量上乘的“洋瓦”，投产后即受到市场追捧。

8.创办重庆第一家军乐队。1920年，刘子如从美国购进大批军乐器，在重庆孤儿院组织了重庆第一家军乐队。该乐队聘请日本人细田市松为队长，队员最多时达32人。乐队坚持每天排练，星期日到城内中山公园等场所演奏，也承接有偿演出邀请，成为山城的一道靓丽风景。

9.为重庆购买安装第一台城市报时大钟。1925年，刘子如在加拿大订购、由英国生产的868磅大钟运抵重庆，安放在刘子如为此专门修建的十层楼高的小什字钟楼上。钟楼有专人管理，配有望远镜、喊话筒等设施，兼定时刻、报火警两大功能。至此，重庆继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之后，成为拥有大型公共报时时钟的城市之一。

10.在重庆最早放有声电影。重庆青年会于1922年设电影部，因片源稀少，主要用于会员及市民免费参观。1931年起设“民众电影院”对外营业，仅放映无声片。1935年，因多方联系落实片源，“购买火门式国产声机全部”[1]，于当年8月5日正式放映有声片《人间仙子》《凯歌》等，开重庆有声电影之先河。抗战期间电影亦成为重庆青年会开展时局宣传、鼓舞抗日斗志的重要武器。

11.第一个在重庆引进无线电收音机。1930年，重庆青年会在上海购买一台“当时重庆尚无”的无线电收音机，在礼堂每晚向群众无偿播放，同时安排工程师进行无线电原理讲授。“在15天的讲解中共有3000多人到此听讲”[1]。无线电收音机至此进入重庆。

刘子如对现代化的间接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是重庆孤儿院长达27年的办院历程，为数以千计的广大孤儿提供了成长的庇护所，亦为重庆、四川和中国的革命及建设事业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著名烈士江竹筠于1932年至1936年间在重庆孤儿院就读，在教师丁尧夫、刘子如身边事务员兼教员游动斯等院内中共地下党人的影响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捕，1949年11月14日被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因小说《红岩》人物形象“江姐”成为红岩烈士的标志性人物。刘子如晚年生病到重庆住院期间，江竹筠曾多次前往探望照顾。重庆、青山两地孤儿院培养的学生遍布社会各行业，不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上领导岗位，或成为单位业务骨干，如原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綦江县委书记李义、终生捐资助学达30余万元的万盛名医张蓬才等。

二是重庆青年会为促进川渝青年事业发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重庆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曾评价“青年会的工作，提倡集体活动，注重德智体群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启发等等……开创了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一条广阔的道路”[1]。抗战期间，青年会除在中心城区开展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外，还水陆并用，分别派出服务车、服务船深入内地开展宣传。“服务车除在重庆及附近的区县服务外，最远的地方到达了成都及附近区县的双流县、温江县、灌县等近60个地方，时间一年零四个月。服务船除对重庆附近的嘉陵江、合川县、潼南县、江津县服务之外，还到达遥远的岷江流域的泸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服务船到达的大小县区镇乡80多处，航行的时间达二年之多”[1]。此外，重庆青年会建筑规模巨大，客观上也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建设。“这里，横跨大梁子正街、直至中央公园上半城路口，包含院、场、馆、厅、所……无数建筑物，覆盖了整整一个街区”[4]；其中五层楼高的青年大厦、四层楼高的民众电影院都是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高楼；青年会多次修建并不断扩建的防空洞，成为抗战时期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重庆各界政要躲避日机轰炸的重要场所。地名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经考证，现重庆的一些街道名称如“青年路”“人和街”“富成路”等，均与刘子如创办的青年会、孤儿院等机构在当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三是对中共著名人物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帮助，间接支持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6月19日，陈毅和他的哥哥陈焱作为成都第一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朝天门码头登上“蜀亨”轮，刘子如特意把不包伙食的20元票价降为包伙食15元。1922年1月，陈毅在法国闹革命被当局驱逐后，到达上海时已是身无分文，又是在刘子如等人的慷慨资助下才顺利返回重庆，不久受聘《新蜀报》主笔。同年，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前往欧洲考察，川军将领杨森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但因时间原因无法办理汇票。刘子如、汪云松得知后疏通关节，连夜办理手续，由大中银行直接汇至法国，解决了朱德的燃眉之急。“通过上海青年会与北美协会的关系，于1928年送李公仆去美国上学”[1]等。

现有资料对刘子如在除川渝外的国内其他地区的活动情况体现较少，仅有资助两名南京女子大学学生，向江西九江府若林、儒励两女校捐缝纫机等零星记载。鉴于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刘子如对重庆现代化的贡献亦即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四、刘子如的“企业家精神”解读

刘子如是企业家。刘子如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家精神”在刘子如身上的映照和反射。它既具有“企业家精神”五个方面内涵的共同特征，又有刘子如个人经历的鲜明特点；既有近代重庆的时代地域特征，又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普遍意义。

（一）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自立自强的报国之举、亲赴前线的殉国之勇于一体的爱国精神

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刘子如作为受现代化浸染的新式商人，面对近代中国的混乱与贫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特别是在他自费环球考察获得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第一手资料后，这种忧虑尤其迫切。《新新游记》里这类文字很多。有对列强殖民中国深感痛心而提醒国民警惕的。如到香港，即发出“望我同胞志士，早日收回主权”[7]的呼吁；“假使我国政府对于迤西之康藏漫不经心，恐不久亦落外人之手，后悔曷及”[7]，“余自上海开碇以来，无一清洁大埠不是他人代管地土，虽曰改良，主权暗已损失不知凡几，返观我国，若不速醒，深恐代管二字加赠于上，呜呼痛哉，悔何及矣”[7]，“现有一般报章用法螺大吹而特吹，组织列强联合会，调查中国内乱，措词派兵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果如是，中国亡矣”[7]等文字更是见诸笔端，每一段每一句都发人警省。有表达对时局政治失望和对军阀混战急愤的。“仅恃伟人军阀可救济国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使中国一跃而成头等国，殊难凭信”[7]，“伤哉，四川区域，兵亦打匪亦打，中华也，民国也，兵士也，匪人也，均由政治未入正轨而生出之内乱也”[7]，“复次，余见本日报纸，江浙已实行开战，可惜可耻，兄弟同室操戈，真不可解之事也”[7]。有关于国民素质问题讨论的。“察出一般华人既无统一远大之目光，聊存得过且过之心理”[7]，在伦敦“中国街”时批评华人“吐唾随便，不讲卫生，勿怪外人轻视之，外则留学生亦有不守规则，常见高声大唱，斜身拖鞋种种之丑态”[7]。甫一回国，见南京车站军士林立，拥挤不堪，二等车票仅能男女9人同挤于毛厕，让他忍不住发出“入他国境界若登天堂，一下海轮至我国壤土即入地狱也”[7]的感慨。饱含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是刘子如爱国精神的底色和思想基础。

自立自强的报国之举。刘子如的爱国精神不仅表现在“忧”上，更表现在“行”上。在加拿大考察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结交军政要员的便利，向川中执政者发出国际信函，“二十七号晨，发杨军长、邓师长、刘川滇督办、刘川陕督办之函，内附美坎交界之天下第一水电图，希望川中执政诸公，速从交通、教育下手”[7](美坎即美国加拿大，天下第一水电图即今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电图）。归国后，又系统整理出“十条建议”[7]送达政要，内容涉及教育、交通、资源开发、农业、奖励出口、六日工作制等各个方面。刘子如是自立自强的行动派，言必行，行必果，知行合一。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报国、教育救国、社会活动兴国，将大部分财富回馈社会，助力川渝发展、国家进步。他办孤儿院，将爱国爱群的种子播撒进孩子心里。孤儿院生人人会唱的《重庆孤儿院院歌》第二段这样写：“吾侪平民，同是中国主人，列强虎视，看山河日就沉沦，听杜宇啼声声，兴亡恨古犹今。吁，兀的小姊妹，兀的小弟兄，斯时何时，一发千钧，快鼓舞，爱国爱群真精神，将暴邻打倒，求世界和平”[4]（原文繁体，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他办青年会，“俾会会务蒸蒸日上，以达到服务社会之志愿”[3]。他坚持自办教会，主张“同胞曷不闻风兴起，以企本国教会之自养自治乎”[7]。与他交往密切的加拿大牧师文幼章回忆，“子如先生自以为是（态度）傲慢，我至今感到不快。自己创办的事业，不容旁人插手，特别不许外国人插手”[3]。他践行“三自”办教主张并取得实效，“且谈及四川教会四十余年来之景况，前则仇视，今则欢迎，教会自养、自治、自立之呼声，将由预备而臻实行也”[7]。自立自强的报国之举，是刘子如爱国精神的实践价值。

亲赴前线的殉国之勇。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和一度甚嚣尘上的抵抗亡国论，刘子如放下庞大家业与膝下幼子，以67岁高龄带头捐赠并发起成立重庆战地服务团，冒着生命危险带领72勇士奔赴前线，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大舍、大义与大勇。对此，连正在汉口就医，时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也深感震撼，他不理解刘子如非军非政，不过是已至暮年的川中富户，不在家安度晚年，跑到前线来为什么。刘子如回答道，“甫公挂帅出征，辛劳成疾，川民惦念。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强敌压城，危在旦夕，国将不国，岂能苟安?子如虽不能持枪冲锋杀敌，但可演讲号召，组织鼓动，疏导民众，抢救伤员，尽区区国民挽救民族沉沦之天职耳”[3]，一句“天职耳”道尽了刘子如的态度和选择，也道出了服务团逆漭漭逃难进川人流，直奔战事正殷的东战场的真正原因。关于重庆战地服务团在前线发挥作用的情况史料很多，四川建川博物馆等亦有展区专题展示。毁家纾国难、勇上最前线，刘子如所代表的民间支援抗战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升华和最高境界。

（二）新字当头、创在要处、注重人才和团队建设相结合的创新精神。

新字当头。新，代表市场，代表商机，代表某一行业甚至社会前进的方向。刘子如对代表现代化方向的新生事物情有独钟，这使得他比同时代循旧守成的商人更敏锐、更新潮、更灵活、更勇于尝试和创造，也更善于站在时代的前列。这一特征既表现在刘子如的经营活动中，也体现在他的主要社会活动和他创办的重庆孤儿院、重庆青年会及重庆自养美道会等各类社会组织里。刘子如善于把握商机，他敏锐地认识到缝纫机取代手工缝纫的趋势，在市场尚未完全成熟时，果断与全球最大的现代缝纫机制造商美商胜家公司开展合作，成为名噪一时的“缝纫机大王”。他看似不经意间创造的11个四川或重庆地区的“第一”“之最”，每一个都是行业或组织里的“第一只螃蟹”，都需要尝试的勇气，都需要深思熟虑，都需要对结果的科学预判及对过程的合理把控。新是创的结果，有时也是创的前提，知新识新才能创新，知变识变才能应变，刘子如无疑是近代商人中勇于尝新的代表。

创在要处。对于新生事物，仅仅停留在引进、模仿、照搬照抄的“抄作业”阶段是不行的，必须在引进学习的同时不断加以适用性改造，在看似雷同中建构不同，企业或组织才能行稳致远。这种适用性改造过程其实就是创造的过程，其本质是对企业或组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在引进缝纫机初期，面对数千年的手工缝纫习惯，市民对“洋机器”的抵触、怀疑甚至排斥，加上相对高昂的价格，传统销售方式很难打开销路。为此，刘子如在营销模式进行了大胆创新。第一步，先着手解决市民的认知问题。刘子如亲自到大街上用缝纫机打衣服，将缝纫的效率现场展示给人看，其后又组织人员四处张贴宣传广告画，还请来乐队沿街巡游宣传，不断扩大缝纫机影响。第二步，开办免费的缝纫培训学校，包教包会，直到学员学会为止。此举不但给缝纫机市场培养了大量新增客户，而且还为学员提供了一项新的谋生技能，因而很受市场欢迎。第三，对有购买缝纫机意愿但一时资金困难的客户，采用租赁的方式出租缝纫机，销售与租赁相结合，大大降低使用缝纫机的资金门槛，极大地促进了缝纫机市场的拓展。第四，开办慈善机构，树立公司形象。重庆孤儿院的第一个校址即设在临江门外的胜家缝纫女校内，通过树立公司的公益慈善形象来促进公司发展。上述四点即是刘子如打开缝纫机销售的秘密，其中，第二、三、四点均是刘子如首创，也是刘子如的缝纫机销售不同于与其他人销售的核心竞争力。刘子如开办的重庆孤儿院，不仅仅让孤儿有饭吃、有地方住，而且教养兼施、工学一体、职教合一、学制齐全，这种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全新的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办的正规学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积极意义。学生除了上学，还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除了学习课本知识，还要到“工业室”等门类齐全的实作培训场所，开展工业、建筑、缝纫及市场需要的织布、织面巾、织地毯等实用技能培训；这样学生将来即使不能升学，也具备在社会上立足的一技之长。资料显示，重庆孤儿院的毕业学生，要么考入或被推荐至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要么被保送推荐到裕蜀丝厂、澄川织袜厂、华璋草帽公司等公司就业。可以说，绝大部分孤儿都因为进入孤儿院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是企业或组织创新的永恒主题，两者相互促进。创在紧要处，是刘子如创新精神的第二个特点。

注重人才和团队建设。资料记载，每年春节前，刘子如都会召集胜家缝纫机下属分公司经理和业务骨干到重庆总部开年会。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学习，学习内容包括美国胜家公司的管理要求、工作规范及先进的营销理念等；二是各分公司经理和相关人员对本年度公司的销售、营运成本、缝纫学校的招生推广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进行讨论；三是刘子如主讲公司的经营战略、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等。年会程序及内容虽然与现代大多数公司年会的程序和内容相当，考虑到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刘子如对企业团队建设的重视可见一斑。青年才俊曾泽涵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能用英语打字，把上至胜家公司远东总部、下至各分公司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刘子如便聘请他长期担任总经理助理、重庆孤儿院董事兼董事会经济组主任委员职务。綦江隆盛小学校长金永南自愿放弃校长职位，到青山孤儿院任教导主任。刘子如甚至敢为人先地聘请日本人细田市松为重庆孤儿院军乐队首任队长。刘子如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1915年重庆孤儿院董事会成立后，他作为重庆孤儿院的创办者和主要出资人，自己坚持不任院长，而把院长这一重要职位留给管理经验丰富、社会名望高的商界翘楚、社会名流来担任。如第一任院长杨法三为成都孤儿院创始人；第四任院长汪云松为重庆商会会长、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兼校长，后被称为“邓小平的老师”，他担任重庆孤儿院院长一职长达10年（1918年至1927年）；第五任院长李奎安则担任过重庆商会副会长，重庆救济院院长、大厦工程建设公司董事长等职，他任重庆孤儿院长时间5年（1927年至1932年）；第六任院长曾子唯是刘湘、杨森同学，授国民政府西南行营中将衔，离开军队后曾任四川建设银行行长、重庆盐业公会主席等职，他任院长亦长达10年（1932年至1941年）。可以说，重庆孤儿院之所以能在旧中国的风雨飘摇中持续开办27年，与刘子如精心推举的历任院长和他们的鼎力经营有很大关系。

（三）以信立业、以德服人、守法用法相协调的诚信精神。

以信立业。刘子如的缝纫机销售之所以能从新丰街的一个小批发店起步做大做强，除了销售方式灵活善于创新，更得益于他良好的商业信誉。面对奸人构陷，他清者自清，“实有奸人运动西人，厉刘君要押金，且愿自出押金五千元，减少月薪。王君乘机排斥下伙，因见先生事业顺遂，所入颇丰故也。刘君只得电上海胜家公司，特派代表顾君来川，调查一切。知先生诚实可靠，仍任为经理”[3]。对合作伙伴，他用人不疑。一位下家因灾祸严重亏损，刘子如了解详情后，不仅没有催收当年应收货款，反而继续向他投放缝纫机，“使之渡过难关，重整旗鼓”[1]。他兴办缝纫学校，开办以租代购业务，更是冒着资金无法回收的极大风险。刘子如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别人约他吃饭，他总是准时赶到，准时开饭，并不给迟到之人留情面。他反复告诫人们要诚实守信，“敬望教内同胞，提倡家庭卫生，谨守时刻，诚实无伪。吾辈不行，又将赖何人行之乎”[7]，为此不惜耗费巨资，从国外订购并安装了重庆第一台城市自动报时大钟。胜家公司上海远东总部负责人迪伯利的翻译查伯平先生称赞刘子如“公司往来一言九鼎，信用卓著……中外人士都为他的智慧与人格魅力所折服，连我们美国总公司的总办都伸出大拇指说：刘子如，了不起”[1]。以信立业，不欺不枉，一言九鼎，企业家和他经营的企业才会具备稳定的品牌人格和文化力量，市场信誉才会越来越好，才会沉淀出“‘金字招牌刘子如’的名声不胫而走，广为传播”[1]的良好口碑。

以德服人。刘子如作为一代巨商，却自律甚严，自奉甚薄。据刘子如儿子刘福祥回忆，父亲不抽烟、不打麻将，平时家中伙食也只有重庆城中普通人家水平，“桌上以小菜为主，有时吃一次回锅肉”，有客人来才加两个菜，通常是菜豆花和红烧肉。刘子如自己最大的享受不过用花生米、油酥黄豆或豆腐干下老白干酒。家中平时用菜油灯照明，而且如果灯草是两根，“他就要拨开灯草，只留一根灯草来燃烧照明，节约菜油”；当有重要客人来的时候，“就会点亮美孚煤油公司生产的美孚灯”[1]。刘福祥上学以后，也是自带饭盒到学校热了再吃，或者回家吃饭，没有一分零花钱，理发也找最便宜的走街串户的剃头匠。但是，刘子如亲自规定的孤儿院免费伙食标准“三餐白米饭，四素和一汤”“逢十打牙祭”[1]却必须严格执行。曾发生过食堂想把猪儿多喂几天再杀，导致学生没按时吃肉，被刘子如责成用现金到街上买肉的情况。刘子如居住的富成路一带，谁家有了困难，小孩生病无钱医治，或是家人死了无钱安葬，哪家失了火，刘子如都会慷慨解囊。当年收养他的和尚圆寂后，刘子如专门为他在富成路上修墓安葬；晚年回青山后，还将富成路上的一块土地送给管家向银臣，“并为向银臣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住房，嘱咐他一定要照看好当家和尚的坟墓”[1]。刘子如的义举也为他赢得了上到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广泛赞誉。史实记载，刘子如曾有两次犯险，一次是在上海遭遇黑帮勒索，他讲明钱的用途是用来办孤儿院的，自己对孤儿的感情和付出等，一席话打动了黑帮人物，使他们放弃了勒索；另一次是刘子如身在前线时，一伙匪徒冲进他在富成路的家中打劫，却被突然出现的一支本地袍哥武装击溃，他们出现的原因是，这帮匪徒连刘大善人的家都要抢，不是东西！足见刘子如的人格影响和感化能力。

守法用法。自古民不与官斗，即使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社会仍有维系运转的基本规则。作为商人，更应小心翼翼，恪守合法经营的底线，避免沦为权力与利益压榨的把柄。现有档案能查到1937年刘子如注册胜家无限公司时向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的呈文、建设厅对此的批文各一件，该呈文详尽载明了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公司地址、出资种类、股东构成及公司章程等，批文则回复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明确“仰即遵旦（照）办理。此批，原件发还。执照费五元，印花税壹元，暂存收款，凭单随发”[3]。1944年的一份关于三才砖瓦厂的档案则载明“自去年八月出瓦后，所有运销砖瓦系遵照税法办理”[3]。此外，1925年刘子如将当时主要财产及美商胜家公司的经营业务全部赠予重庆孤儿院、重庆青年会、重庆自养美道会三团体时，不仅在报上登载声明，还举行公开的捐赠仪式，邀请本地政要和律师见证，现场签订捐约文书并列出详尽清单，说明刘子如办事非常注重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面对他人“朦捐”的不实指控，刘子如亲呈辩诉状到巴县地方法院民庭，辩诉状不仅详细辩明事实，还直接引用《民法》第四一一条法条原文1处、最高法院民国二十一年判例1处、提出反诉一件，说明刘子如不仅守法，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熟悉法律并善于依法维权。晚年他在处理青山孤儿院的一起教官被村民打伤事件时，和当时的乡政府官员一道，不徇打人者是自己的外侄孙、院长的外侄这一私情，坚持让打人者赔偿医药费并当面赔礼道歉，在当地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持续捐款助物、专注人的发展、推动社会改良相促进的社会责任感

大多数人都容易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简单理解甚至等同于企业的慈善行为，又把企业的慈善行为简单理解甚至等同于钱和物的捐赠，进而以捐款助物的数额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感强弱的标准。这种理解其实并不全面。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它以企业的钱物捐赠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以推动社会改良为目的。刘子如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全面认知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做到知行合一、终身践行的企业家之一。

持续捐款助物。前文对此已有较多阐述。刘子如四十岁时即将自己坟茔修好、棺材备成，立愿今后的收入全部献与社会。1925年，55岁的他付诸行动，在社会各界的见证下，将当时几乎全部的主要财产和胜家公司经营权赠予重庆孤儿院、重庆青年会、重庆自养美道会三团体，“而刘君膝下一子只留薄田五十亩，刘夫人留房产五间”“谓此种慷慨好义，不留余积，求诸美土，亦属罕见”；之后又持续捐赠，全面抗战爆发后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晚年返乡后助推青山孤儿院发展达到鼎盛，捐赠时间之长、倾注心血之大非常少见，“用志盛德不朽云”[3]。在重庆市政府评定的本埠共100名“重庆历史名人”中，获得“慈善家”定位的仅刘子如一人；江苏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设刘子如慈善事迹专门展区，足见刘子如在中国慈善界的重要地位。

专注人的发展，是刘子如遂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特征。他创办孤儿院，鼓励孤儿们不因命运乖舛而抱怨，不因际遇迍邅因放弃，“将相无种出清门，须尊重自己，莫辜负前程”[4]（《重庆孤儿院院歌》第一段，原文繁体，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他创办重庆青年会，“以四育造就青年，俾其正心修身”[3]。在重庆青年会近45年的存续时间里，青年会的所有场馆、设施、培训、活动等全部对社会开放。可以想见，一代又一代的川渝青年都和后来成为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文史馆副馆长的王群生一样，通过青年会开办的游泳池、轮滑馆、篮球场、网球场、图书馆、电影院等现代设施，触摸到现代化的脉搏，看见了现代文明的曙光；通过阅读青年会创办的《重庆青年》《最后的吼声集》《抗战血战见闻录》等刊物，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通过青年会开设的英文商业夜校、德育演讲会、乡村会所、城市模范住所等培训实践活动，投身到推动社会改良进步的洪流。他办重庆自养美道会，以“自养”为基础、“自治”为措施、“自立”为核心，致力于提升教友素质，“如要他深知真道，责任在我等教友身上，显明出来，即是救国之功在救灵魂之根本上做起也”[7]。

推动社会改良，是刘子如平生的素志。刘子如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改良的目标是通力合作一模范社会。“邀请川中各界巨公，勇力前进，改良社会，通力合作一模范社会，是则余之素志也”[7]。刘子如的社会改良思想和实践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改良思想内容丰富、有感而发、切中时弊。刘子如相信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人类都将为文明所同化，“人类改良，原是自觉自改，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旁观，但不久终将归同化”。他对自己参与服务社会，推动社会改良深感愉快，“余希望阅者诸君，作一服务社会之先觉者，较之为大总统，尤觉快乐多耳”[7]。他主张兴国应“先以道德为根基”，“如论靠智识大、坚船利炮之兴国，诸君错也”[7]；他主张提振国民精神，伸张民气，改变国民陋习，“提倡国民精神，奖励工业进步，事在人为，我川中同胞，盍不起而行之”[7]，“诸君速醒，须自知国民责任，速求自卫自治之法，不受助于政府，不受制于军阀，伸张民气，秉公办事”[7]；他主张发展教育、交通、实业，扩大产品出口，“提倡教育，发展交通，消纳军人流民于实业工厂之中”[7]，“至于输出口货品，救济天灾，交灌他国文明，更其余事。诸君乎，此而不图，后悔曷及”[7]。二是改良实践取得丰硕成果。这一点详见前文刘子如对重庆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分析，不再赘述。三是刘子如不啻为社会改良运动的优秀宣传员、推广者。档案显示，刘子如能说会道，擅长演讲。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利用他广泛结交上至社会名流、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市民、贩夫走卒的优势，宣传他的社会改良思想。在国外考察期间，他的演讲很受欢迎，有的演讲效果甚至达到了“受感者云，余愿尽忠至死也”[7]的程度。退休教师翁继良小时候听过一次刘子如演讲，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称赞他“确实是一位能说会道的演讲家。在我一生中所听的报告中能与先生媲美者，真是不多矣”[1]。刘子如晚年回到青山后，还发布《征求同志书》，号召村民签字，以一己之力不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真正做到了推动社会改良初心不改、素志不移。

（五）走向世界、深刻反思、赢得尊重相统一的国际视野

走向世界。1924年无疑是刘子如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他作出决定并完成历时七个多月的自费环球考察，直接促成了1925年《新新游记》的出版发行和年底对“三团体”的彻底捐赠；这一年，他系统梳理总结自己前半生的思想行为，完成了从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内地新式商人向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企业家的转变。从动因看，刘子如作为跨国公司美商胜家缝纫的中国代理商，加以长期自办教会，应该比同时代的普通商人更了解世界，但他不满足于与外国人的日常接触和道听途说，决定实地考察并付诸行动，这一点殊为不易。从行程看，此次环球游的线路和行程显然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绕地球一周，行程涵盖了欧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主要城市。从内容看，此次环球考察堪称一次真正的打开国际视野之旅、取经之旅、收获之旅。难能可贵的是，刘子如不仅对考察过程全程全景式详尽记录，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内容丰富的“世界之窗”；还重点对欧美西方现代文明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为研究西方现代文明提供了详尽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25年整理出版的《新新游记》，时间跨度自1923年4月10日他从重庆码头登船起，至同年11月19日考察结束归国抵达重庆止，全程时间线轴完整，其间，与何人同行、乘何种交通工具、经哪些地方、到哪座城市、见什么景观名胜、沿途风土人情如何、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饮食住宿如何等均一一实录，堪称环球旅行的百科全书。四川大儒赵熙为书题辞“手此一编，卧游全球”[7]。刘子如重点考察了西方现代文明取得的成就，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了详尽收集。刘子如考察大学、教会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看钢铁厂、缝纫机制造总厂、农机制造厂、肥皂厂，参观铁路、公路、水力发电站，体验畜牧场、牛奶厂、屠宰场、果园、花囿，内容十分丰富。他注意资料收集和整理，对学校的学制班次、校舍条件、学生规模、收费标准等能详则详，对水闸、铁桥等现代设施的面积尺寸，机器设备名称、马力电量等动力数据，各类工厂的机械化程度、生产加工及销售数据，农业的牲畜屠宰数量，教会的管理架构、财务收支数据等能细则细。为了解公路建设详情，他两次与美国筑路工程师交谈，一次夜宿工程师家中，详细了解美国公路建设的标准、工艺、材料、成本、支持政策及质量检验等，足见其用心之良苦、办事之严谨。以成功商人的背景、54岁的年龄自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远渡重洋当“学生”，这种格局和见识非常人可比。

深刻反思。在考察力求详尽、记录力求全面的基础上，深刻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刘子如国际视野的第二个特点。除前文所述对列强觊觎的警惕、时局政治的担忧和发展教育、交通、实业的具体建议外，刘子如反思的以下几个点也很有价值。一是他认为文明古国、古老民族如不改良进步，也有亡国亡种的危险。他在英属殖民地埃及参观金字塔后，在赞美工程之伟大之余，发出“此等美术已发达于七千年前，惟其不思改良，反令国政退化。前车之覆，后车之鉴”[7]的感叹。了解到巴勒斯坦地区由他国代管，导致本地遗民无权在京城内购地建房，只能由外人集中圈定一地特许建筑，不得零星杂处后，反思“此皆巴勒斯坦人物执自封，故他人得以代管”“如此不自由之地，曷若谓之为监狱乎”[7]。他目睹加拿大印第安人的现状，认为“泥守旧规”“虽教会施以学校教育，伊等不愿学习”，是印第安人只能“蹙居一隅，生齿日削，灭种之祸悬于眉睫”[7]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些分析依据未必充分，判断未必准确，但毕竟反映出刘子如对除中国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盛衰兴亡的关注和思考，说明刘子如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思维。二是刘子如对中国未来成为“头等国家”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以法国经过数次革命才步入共和正轨为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天然蕴藏丰富，有数千年来勤修德政、不贪他国土地的优良传统，之所以暂时落后，是因为破除封建专制帝国改建共和不久，各方面尚未步入正轨，“一旦睡狮初醒，后生可畏，焉知不有雄长全球之一日乎”[7]。又举新加坡商埠虽为英人管辖，但“商务之牛耳暗实操诸于华人之手”，以及华人陈嘉庚捐资五百万在厦门修建大学例，赞赏华人“为祖国争光荣，不可谓不至矣”[7]，认为“诚能化除私见，同趋一致，俾法律政治日臻上理，不出三十年，中国将为全球头等国家也”[7]。起而直追、竭力振兴、头等强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国强翘足而待等类语句在《新新游记》中不时出现，对于深受中国内乱浸染、亲眼目睹中外发展巨大差距的刘子如而言，这样的远见和信心十分难得。尤为难得的是，刘子如对世界眼光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以国人对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诧为惊奇为例，说明不知世界为何物的害处，并结合自身体会，说明一旦出国便会了解孙文学说不过是一最平易之事。他呼吁“诸君盍不放开世界眼光，远游欧美，一新耳目，将来返国作事，自可与人民谋进益”[7]。在具体措施上，他主张扩大开放，加强对外交流，“查列强之富强来源而追随之、则效之”[7]；同时主张减轻出口税，加重入口税，促进本国农工商发展。刘子如深刻反思的第三个价值点是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他强调“能增长青年之学识”“提倡青年有益之事业”[7]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在英国时，他注意到英皇储与万国30万童子军同在军中，同餐同起，“于此足觇外国青年之程度矣”[7]。他详细记录伦敦、多伦多、纽约等地青年会的组织架构、活动项目、经费收支、实际运维情况，希望川渝两地的青年会“均能照样做去，更可见日臻前进也”[7]。刘子如特别注意海外留学生的情况，对燕京大学毕业来美留学、在餐馆半工半读的学生周文华；由清华大学申送、在加利弗利亚省立大学肄习机械且成绩可观的四川南川人童锡祥并侄启泰；以及虽未谋面，但“闻名誉、学识均属优美也”[7]的在美四川籍留学生江津邓式曾等6人、成都张治中等3人、中江陈石学、崇庆陈钦仁、云阳赵锡麟一一点名记录，足见他对青年关注之细、用情之深、用心之苦。

赢得尊重。在国外考察期间，刘子如以自己的经历、能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尊重。一是当地媒体反响强烈。在加拿大，当地省会报纸详细登载刘子如游历事迹，刊登刘子如照片。到美以美会、青年会演说，均提前一日登报挂牌，列出演讲者姓名。在通往演讲地所在的重要街道，“沿街及各商店门首悬余肖像，下注明今日在何堂演讲，甚至通衢繁区亦悬余放大之像，注明如前”[7]。他在出席加拿大母会布道团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活动期间，活动及用餐现场均享受飞艇在空中排字的礼遇。离开加拿大前，当地提前一日登报公告，第二日晚刘子如准时在收音机里发表广播辞行演讲。二是刘子如频繁拜会重要人物、出席重要活动。他拜会中国驻加拿大领事，会晤加省相国、前任瑞士和平大会代表、当地市政厅长、铁路总办、商会会长、报刊主笔及宗教界要职人员。他参观英国、加拿大两国议院，出席各城市欢迎大会，纽约美以美会大会董事会议，主领加拿大母会布道团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活动，列席加拿大全国教会及苏格兰会、伦敦会代表会议，备受重视。三是演讲场次多、效果好。刘子如在加拿大、美国逗留两月，发表大小演说38场次，听众多则上千、少则数十人，广受好评。“常闻人云，较一千西人返国之报告尤佳。各埠报纸每日均载有子如演说之事，在火车，在码头，在街市，所认识之友人无不向余握手也”[7]，“尚有他埠欲请余往，惜余不能分身，可惜可惜”[7]。

考察期间，刘子如仍时刻关注国内资讯，保持家书往来。他闻南北统一而喜，为国内战事而忧，更为家信中提到的“叙及川中钱荒，纸币滥行，棒匪纵横，关卡林立，商业萧条，民不聊生”[7]而深深牵挂。中秋之夜，他借宿友人家中，“余一人远隔天涯，顿生游子之感”[7]，一位保持“中国心”、怀揣“强国梦”的中国老者形象宛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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