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商典范刘子如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及企业家精神研究

党工委党校课题组  杨学明  封  凯  田  娇

摘 要：刘子如是近代重庆本土知名巨商，重庆历史名人。2005年以来，在原万盛区和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刘子如事迹史料收集及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慈善奉献、忠心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子如文化。本课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背景进行相关研究拓展：一是2021年中宣部公布中国共产党人的首批精神谱系，“企业家精神”被纳入谱系之一，从“企业家精神”维度对刘子如的研究目前尚为空白；二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主题，从现代化角度对刘子如的研究亦未起步；三是出版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研究者苦苦寻找、最能反映刘子如环球考察详情的《新新游记》全本于2021年重新问世，新的重要史料的加入，需要对刘子如进行事迹再梳理、价值再认识。

本文第一部分以史料档案为基础，以刘子如生平重大事件为线索，力求还原完整真实的刘子如，在此基础上肯定刘子如是近代渝商典范。第二部分在现有学术成果特别是杨天石先生主要观点基础上，突出并分析阐述刘子如“近代少有”的历史地位。第三部分系统梳理刘子如对重庆乃至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个方面。第四部分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企业家精神”五个方面内涵的维度，分析解读“企业家精神”在刘子如身上的特征和具体表现。

关键词：刘子如  渝商典范  近代少有  现代化企业家精神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职业经营者，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素养和特质的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21年9月，以“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为内涵的“企业家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首批精神谱系。2023年7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再次明确提出，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2005年，重庆晨报先后推出了“外地商帮在重庆”系列报道、《渝商》周刊等，为寻找重庆商业精神，构建重庆商业文化进行了有效探索。2018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渝商”概念，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打造有梦想、有情怀、有作为的渝商队伍。2023年6月19日，重庆市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表彰奖励重庆市优秀民营企业家；6月20日，启动新时代渝商培养计划，目标是“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渝商队伍”，可见重庆市委市政府已将打造现代渝商队伍纳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近代渝商人物研究，梳理渝商历史脉络，有助于从根本上夯实渝商文化底蕴，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和重庆现代化建设。

两江交汇的重庆，自古以来商贾云集、贸易贯通，有着深厚的商帮文化积淀。巴寡妇清以女子之身跻身战国七大富豪之列，始皇为其筑“女怀清台”。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伴随着重庆现代化进程，更是孕育了“一代船王”卢作孚、闻名全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纺织业巨子苏汰馀等一大批优秀渝商代表。他们及其企业的命运与重庆、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为保留和挽救重庆工商余脉，推动重庆乃至全国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不该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在近代渝商群体中，有一个人。2005年5月，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王鸿举对他评价：“刘子如先生是重庆近代名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经名噪中国，挖掘他的史实、史迹，对丰富重庆近代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1]。同年，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确定刘子如入选从古至今本埠100名“重庆历史名人”，定位表述是：“重庆巨商、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爱国知名人士”[2]。

2005年以来，在原万盛区和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刘子如事迹史料收集及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慈善奉献、忠心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子如文化。2021年，出版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研究者苦苦寻找、最能反映刘子如环球考察及思想行为详情的重要史料——《新新游记》影印全本重新面世。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主题，“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新命题，新的重要史料的加入，有必要对刘子如的研究进行资源再梳理、价值再认识。

一、刘子如是近代渝商典范

刘子如，名华璋，字子如，1870年出生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新木村（原綦江县金灵乡青山石窝寨）。13岁流落重庆，被嘉陵江边红庙当家和尚收养，教以识字并学刻字。19岁时父母双亡后再次步行至重庆，“身有铜钱五十三文，衣无二件”[7]，先后六次创业均遭失败。1896年因“稍有积蓄，常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听讲基督教义，颇受感化”[3]，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友。同年底经传教士介绍进入上海美国胜家公司远东总部从事缝纫机组装和维修工作，1899年回到重庆，“最后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公司缝纫机”[3]。

1901年起，刘子如任美商胜家公司四川总经理，在成渝两地各立总行，设分所七所、分行二十余处。“上海总行，以全国生意比较，四川独优”[3]。其后，又成立“川黔康胜家缝纫机总公司”，将业务发展至贵阳、西康；兼任江西南昌公司、九江公司经理，“代办江西全省及湖北之黄石港、黄州、汉口等地之分销，颇获厚利”[3]，“畅销一时，繁荣一世”[1]。经十多年打拼，刘子如于1910年左右成为重庆巨商，人称“缝纫机大王”。

经营缝纫机成功后，刘子如继续拓展商业版图。1914年，与川江公司合伙购买“蜀亨”轮船从事重庆到宜昌的商业航运；1919年，与富商汪云松等发起成立大中商业银行并使该行获得货币发行权；1920年后，在成渝两地创办以其名字命名的华璋制帽公司生产时尚制帽；1936年，与妻子刘陈文桢创办胜家无限公司经营缝纫机及中外杂货；1937年，与胡汝航、王狱生创办四川第一个机制砖瓦厂——三才砖瓦厂。

约1898到1900年间，刘子如在前人张云轩木刻印刷《重庆府治全图》的基础上，刻《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图长151.5厘米，宽82.5厘米，以手绘、木刻方式，详尽描绘以渝中半岛为中心的重庆古城地貌及街市，东起朝天门，西到浮图关，南至长江以南今南岸区一线，北括江北城观音桥一线。“图中所绘道路清晰、内容详细，地名具体可循。甚至标明了水井的方位、某路走某处，对某些半截小巷还特别注明‘不通’等字眼”[4]。该图原版不存，纸质版存于三峡博物馆。2015年，其丝帛制品作为国礼赠送来渝访问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2021年其3D模型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传世名画一起，亮相“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引发轰动。

1902年，稍有成就的刘子如回到家乡青山，创办福音堂及青山地区第一所小学——青山双龙湾小学，教师及两个班学生的费用均由自己一人承担。1904年，因“并恐外人窥视内情，不利国家，应由华人自传。乃邀集教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3]，1920年正式更名为中华基督教自养美道会（以下简称重庆自养美道会），历任会长、教会长老等职，倡导自养、自治、自立的“三自”办教主张。1914年，刘子如发起成立重庆孤儿院（1929年重庆建市后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以下简称重庆孤儿院），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历任副院长、董事、院中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担任）等职。1921年，创办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重庆青年会），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并自任会长兼总干事达12年。1931年，在家乡扩大小学办学规模，仿重庆孤儿院模式创办“綦桐南青山孤儿院”（后更名为“綦江县私立青山孤儿院”，以下简称青山孤儿院）。

1924年4月至11月，刘子如应教会邀请，自费环球证道考察，行程数万公里。他从重庆出发，经上海、香港抵菲律宾、新加坡，再经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经地中海抵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在伦敦停留一个多月。8月经大西洋到达加拿大和美国，在加、美两国逗留两月余，作38场演讲。10月从旧金山出发横跨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神户，11月初抵上海吴淞口回国。归国后将沿途考察见闻日记全面整理共四卷十八章六万余字，取名《新新游记》，于1925年7月由成都官印刷局印刷出版。

1925年12月21日，在重庆军政要员、重庆商会及律师、媒体的见证下，刘子如携妻子刘陈文桢、养子刘福田公开签订捐赠契约，将其全家主要田产、积蓄，美商胜家公司动产、不动产及公司业务，全部赠予重庆孤儿院、重庆青年会、重庆自养美道会三团体，由三团体合组天申永号继续经营；“惟胜家公司营业事项，仍用胜家公司名义办理。至公司总理一职仍挽留刘子如君担任一年，以资熟手”[3]，公司“月送薪金一百元，期满后，每年仍送洋共一千二百元作为辅助金，直至刘子如夫妇天年终老为止”；另“所捐綦江之田业，共计租谷一百石，由三团体接收后，无论每年收获多寡，照样转给刘子如收足五年，以作其子福田教育经费之用，到民国十九年庚午秋收后为止”；除此外，“所有清单内开出的财产、股票、账项、生意、机车、货品等一切主权完全由三团体共同处理，刘子如之亲属或子孙日后不得过问，以清权限”[3]。《商务日报》、成都《国民公报》等对相关文书及捐赠大会盛况等进行了报道。

1937年7月7日，刘子如在上海筹划于西安开设胜家公司总部，向西北拓展销售市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子如旋即回到重庆，于8月发起成立四川第一个战地后援服务团——“重庆后援会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重庆战地服务团），从一千多人报名人员中“遴选富有热情、确能耐苦、而又无家累者”[1]72人，其中男43人，女29人。“这七十二人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位年近古稀六十八岁的老副团长刘子如先生”“还有一位，我们这七十二人里面最年幼的小妹：赵妹妹。她的年龄刚过十五岁”[3]。经紧张募捐及三月余的强化培训和医院实习，重庆战地服务团于12月4日满载物资顺江而下，前往抗战第一线，历经汉口、九江及浙赣皖等地，“服务地带漫延到了六省，跑了上万里的路”[1]，给予前线将士及当地军民极大鼓舞。1938年8月4日，重庆战地服务团受命分流解散后，刘子如继续留在前线，任23集团军本部参议，并长驻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为其配有秘书，期间曾被敌炮弹炸伤。其间，刘子如主持将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题写的“固我山河”四个大字雕刻在安徽九华山上，留下了人生第二件重要的雕刻作品。因“服务前线、卓著成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颁发第十号《陆海空军褒状》[4]。1940年秋，刘子如在前线度过70岁生日不久，因地方政府急电催告其返渝处理养子刘福田债务纠纷，刘子如不得不告别前线。临别前，陈毅将军赠送照片并题：“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长”[1]。

1941年秋，刘子如变卖财产偿还完刘福田的巨额债务并登报脱离养父子关系后，响应重庆卫戍司令部关于疏散人口的命令，回到故乡青山，将最后的精力投入到家乡的建设和青山孤儿院的管理上。他开设“道生大药房”，聘请重庆名医坐诊，结束青山地区方圆十多里无药房的历史。他为青山孤儿院新建教学楼，扩建体育场，添置留声机等教学设施，改善青山孤儿院办学条件。他组建童子军，举办规模盛大的运动会，组织学生徒步拉练，青山孤儿院办学规模和影响达到高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慕名题写“綦江县私立青山孤儿院”中堂。1949年1月，刘子如病逝。重庆解放后，青山孤儿院由农协会接管，后更名为新村小学，为新中国建设继续培养人才。

刘子如一生立足重庆、深耕川渝、面向全国、环游世界，集孤儿、雕刻师、基督徒、巨商、慈善家、前线战士、社会名流等多种身份于一体；生前在重庆、四川乃至全国商界、慈善界、教育界、基督界、政界有极高的知名度，成都、重庆两地立有铜像；身后被评为重庆历史名人，相关事迹在中国慈善博物馆等知名文博场所有固定展陈；堪称近代渝商典范。

二、刘子如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的人物”

关于刘子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国史研究著名专家杨天石先生作出评价：“我觉得刘子如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的人物”，“这个少有，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5]：

一是创业过程艰辛及取得的成就少有。刘子如出身寒微，创业起点极低、创业资源极少、创业过程极艰辛，而取得的商业成就极大、积累的财富极巨、达到的境界极高。他曾经历“学习印刷工业”开印馆、聘入报馆任事、办印局、自设刻字铺、兼领洋碱及杂货经理、开协兴隆启记字号等六次创业失败，困苦时“寄宿仁济医院之停尸房，忍苦两月”“就协兴隆管理，殊舟沉损失资本柒千余两”“又被人控告，诬枉丛生，债魔未脱，病魔继起，九死一生、悲恨交加”[3]。四十岁左右成为“缝纫机大王”后，继续拓展实业版图，投资轮船、金融、制造等产业，“白手储亿万家资”[3]。杨天石先生认为他“能够从社会底层经过多年的奋斗，创立这么多的企业，我觉得这个过程少有”[5]。

二是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少有。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特定背景下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企业家之问，是每一个企业家的必答题。诚然，大多数企业家都能作出正确选择，即以适当的方式支持革命、支援抗战，如陈嘉庚、卢作孚、胡子昂等。但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出钱出物易，舍身赴险难。刘子如作为知名渝商，放弃重庆作为陪都、作为战时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好商机，放弃相对安全的大后方，逆号称“东方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入川避难潮而动，以67岁高龄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带领72勇士奔赴前线，在前线服务三年。对此，杨天石先生评价“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有第二个企业家有这样的经历……我不能说是绝无仅有，我只能说是少有”[5]。

三是用这么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少有。企业家的主业当然是经营好企业。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时一地、或多或少做一些慈善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如刘子如般把慈善作为毕生事业来做的非常少见。刘子如做慈善的年代很早、持续时间很长，从1902年创办青山双龙湾小学，到1949年去世前继续办青山孤儿院，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贯穿他的一生。刘子如办慈善的规模很大、 涉及的区域范围很广。除前述提到的重庆孤儿院、重庆自养美道会、重庆青年会及青山孤儿院等主要机构团体外，“又綦江、桐梓、南川三县，共置田业六百石，创国民学校十所，高小一所”[3]，还捐资兴建成都协和中学大礼堂、成都孤儿院部分设施，对部分学生定向资助等。“一生兴办慈善事业累计捐赠达30多万大洋”[6]，且这一数字尚不含1937年上前线以及晚年回到青山后的捐赠。刘子如把慈善当事业，身教言传，久久为功，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重庆孤儿院、重庆自养美道会、重庆青年会三团体重要职务，为三团体的发展倾情出力，1925年把毕生大部分积蓄及胜家公司的经营权彻底捐出，以推动三团体可持续发展。他亲力亲为，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并自任副团长（团长为国民政府委派官员，未参与实质工作），率领七十二勇士，亲上战火纷飞的抗战第一线。刘子如不仅做慈善，还广泛开展慈善宣传，亲自参与各类活动并演讲，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他“不愿留与子孙，买耻辱，买祸患”[3]“临终时不留一钱与儿孙”[7]的钱财观广为人知，成都、重庆两地孤儿院立有他的铜像，美国、新加坡等地报刊对他的事迹有报道。1936年，因在慈善界的巨大影响，刘子如应邀出席了全国慈幼总会青岛大会，全国慈幼总会会长孔祥熙对他的评价是“慈善事业的先者，成绩显著的刘子如”[1]。

基于丰富的史料，以及杨天石先生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影响，杨天石先生“三个少有”的评价，正是对刘子如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殊地位的高度评价和准确概括。

三、刘子如对近代重庆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从时间看，刘子如的人生与清末重庆开埠前后至重庆解放的历史完全重合；从过程看，刘子如作为知名渝商，经历并程度不同地参与了重庆开埠、国民政府建市、成为抗战陪都直至重庆解放前夕的重大事件；从内容看，刘子如对重庆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个方面。

刘子如对现代化的直接贡献表现在他引领或开辟的重庆或全川的数个“第一”或“之最”上。

1.第一个在四川等省市引进缝纫机。对此，原加拿大和平理事会主席文幼章曾专门致信肯定：“引进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来重庆及各大城市销售……肯定他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有助于社会”[1]。

2.所刻《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为现存重庆开埠以来尺寸最大、记载最详细的古地图。该地图记录了古重庆城市面貌，保留了晚清特别是重庆开埠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状况等的原始信息，弥足珍贵。

3.创办重庆第一个宗教自治组织重庆自养美道会。大力提倡并践行自养、自治、自立的办教主张，较早关注宗教的中国化改造问题并取得实践成效。

4.兴办重庆第一所教养兼施的孤儿院重庆孤儿院。该院初以临江门外胜家公司缝纫女校为校址，收男女孤儿40名，1917年迁入大溪沟张家花园新址，孤儿生人数扩至100人，30年代在校生规模稳定在300人左右。1941年因日机轰炸、校舍被社会单位占用及学生疏散等原因停办。

5.创办重庆唯一青年社会组织重庆青年会。该会1921年创办，1950年6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庆市政府民政局备案通过继续开展活动，1958年与市爱国会合署办公，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办。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评价“而重庆青年会尤富于社会性之发展，其内部组织甚为严密，所属事业，多而伟大，亦为他省所弗及”[1]。作家老舍称赞“在全国内，这样的青年会大概只此一家”[1]。

6.第一个开通重庆至宜昌的商业航运。1914年，刘子如与川江公司合作斥巨资购买“蜀亨”号轮船，该船由英国船长勃兰田设计，英国雅罗公司制造，载重量560吨，吃水浅，马力大，适合川江航行，投运后成为重庆至宜昌常年商业航运的“第一轮”。

7.举办四川第一个机制砖瓦厂。1937年，刘子如与王狱生、胡汝航三人在巴县井口乡兴办“三才砖瓦厂”。“三才”取三位投资人皆为人才之意。该砖瓦厂规模庞大、工艺先进，采用当时四川尚无的机制流水线作业，主要生产质量上乘的“洋瓦”，投产后即受到市场追捧。

8.创办重庆第一家军乐队。1920年，刘子如从美国购进大批军乐器，在重庆孤儿院组织了重庆第一家军乐队。该乐队聘请日本人细田市松为队长，队员最多时达32人。乐队坚持每天排练，星期日到城内中山公园等场所演奏，也承接有偿演出邀请，成为山城的一道靓丽风景。

9.为重庆购买安装第一台城市报时大钟。1925年，刘子如在加拿大订购、由英国生产的868磅大钟运抵重庆，安放在刘子如为此专门修建的十层楼高的小什字钟楼上。钟楼有专人管理，配有望远镜、喊话筒等设施，兼定时刻、报火警两大功能。至此，重庆继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之后，成为拥有大型公共报时时钟的城市之一。

10.在重庆最早放有声电影。重庆青年会于1922年设电影部，因片源稀少，主要用于会员及市民免费参观。1931年起设“民众电影院”对外营业，仅放映无声片。1935年，因多方联系落实片源，“购买火门式国产声机全部”[1]，于当年8月5日正式放映有声片《人间仙子》《凯歌》等，开重庆有声电影之先河。抗战期间电影亦成为重庆青年会开展时局宣传、鼓舞抗日斗志的重要武器。

11.第一个在重庆引进无线电收音机。1930年，重庆青年会在上海购买一台“当时重庆尚无”的无线电收音机，在礼堂每晚向群众无偿播放，同时安排工程师进行无线电原理讲授。“在15天的讲解中共有3000多人到此听讲”[1]。无线电收音机至此进入重庆。

刘子如对现代化的间接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是重庆孤儿院长达27年的办院历程，为数以千计的广大孤儿提供了成长的庇护所，亦为重庆、四川和中国的革命及建设事业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著名烈士江竹筠于1932年至1936年间在重庆孤儿院就读，在教师丁尧夫、刘子如身边事务员兼教员游动斯等院内中共地下党人的影响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捕，1949年11月14日被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因小说《红岩》人物形象“江姐”成为红岩烈士的标志性人物。刘子如晚年生病到重庆住院期间，江竹筠曾多次前往探望照顾。重庆、青山两地孤儿院培养的学生遍布社会各行业，不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上领导岗位，或成为单位业务骨干，如原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綦江县委书记李义、终生捐资助学达30余万元的万盛名医张蓬才等。

二是重庆青年会为促进川渝青年事业发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重庆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曾评价“青年会的工作，提倡集体活动，注重德智体群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启发等等……开创了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一条广阔的道路”[1]。抗战期间，青年会除在中心城区开展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外，还水陆并用，分别派出服务车、服务船深入内地开展宣传。“服务车除在重庆及附近的区县服务外，最远的地方到达了成都及附近区县的双流县、温江县、灌县等近60个地方，时间一年零四个月。服务船除对重庆附近的嘉陵江、合川县、潼南县、江津县服务之外，还到达遥远的岷江流域的泸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服务船到达的大小县区镇乡80多处，航行的时间达二年之多”[1]。此外，重庆青年会建筑规模巨大，客观上也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建设。“这里，横跨大梁子正街、直至中央公园上半城路口，包含院、场、馆、厅、所……无数建筑物，覆盖了整整一个街区”[4]；其中五层楼高的青年大厦、四层楼高的民众电影院都是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高楼；青年会多次修建并不断扩建的防空洞，成为抗战时期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重庆各界政要躲避日机轰炸的重要场所。地名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经考证，现重庆的一些街道名称如“青年路”“人和街”“富成路”等，均与刘子如创办的青年会、孤儿院等机构在当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三是对中共著名人物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帮助，间接支持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6月19日，陈毅和他的哥哥陈焱作为成都第一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朝天门码头登上“蜀亨”轮，刘子如特意把不包伙食的20元票价降为包伙食15元。1922年1月，陈毅在法国闹革命被当局驱逐后，到达上海时已是身无分文，又是在刘子如等人的慷慨资助下才顺利返回重庆，不久受聘《新蜀报》主笔。同年，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前往欧洲考察，川军将领杨森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但因时间原因无法办理汇票。刘子如、汪云松得知后疏通关节，连夜办理手续，由大中银行直接汇至法国，解决了朱德的燃眉之急。“通过上海青年会与北美协会的关系，于1928年送李公仆去美国上学”[1]等。

现有资料对刘子如在除川渝外的国内其他地区的活动情况体现较少，仅有资助两名南京女子大学学生，向江西九江府若林、儒励两女校捐缝纫机等零星记载。鉴于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刘子如对重庆现代化的贡献亦即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四、刘子如的“企业家精神”解读

刘子如是企业家。刘子如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家精神”在刘子如身上的映照和反射。它既具有“企业家精神”五个方面内涵的共同特征，又有刘子如个人经历的鲜明特点；既有近代重庆的时代地域特征，又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普遍意义。

（一）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自立自强的报国之举、亲赴前线的殉国之勇于一体的爱国精神。

（二）新字当头、创在要处、注重人才和团队建设相结合的创新精神。

（三）以信立业、以德服人、守法用法相协调的诚信精神。

（四）持续捐款助物、专注人的发展、推动社会改良相促进的社会责任感。

（五）走向世界、深刻反思、赢得尊重相统一的国际视野

走向世界。1924年无疑是刘子如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他作出决定并完成历时七个多月的自费环球考察，直接促成了1925年《新新游记》的出版发行和年底对“三团体”的彻底捐赠；这一年，他系统梳理总结自己前半生的思想行为，完成了从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内地新式商人向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企业家的转变。从动因看，刘子如作为跨国公司美商胜家缝纫的中国代理商，加以长期自办教会，应该比同时代的普通商人更了解世界，但他不满足于与外国人的日常接触和道听途说，决定实地考察并付诸行动，这一点殊为不易。从行程看，此次环球游的线路和行程显然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绕地球一周，行程涵盖了欧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主要城市。从内容看，此次环球考察堪称一次真正的打开国际视野之旅、取经之旅、收获之旅。难能可贵的是，刘子如不仅对考察过程全程全景式详尽记录，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内容丰富的“世界之窗”；还重点对欧美西方现代文明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为研究西方现代文明提供了详尽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25年整理出版的《新新游记》，时间跨度自1923年4月10日他从重庆码头登船起，至同年11月19日考察结束归国抵达重庆止，全程时间线轴完整，其间，与何人同行、乘何种交通工具、经哪些地方、到哪座城市、见什么景观名胜、沿途风土人情如何、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饮食住宿如何等均一一实录，堪称环球旅行的百科全书。四川大儒赵熙为书题辞“手此一编，卧游全球”[7]。刘子如重点考察了西方现代文明取得的成就，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了详尽收集。刘子如考察大学、教会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看钢铁厂、缝纫机制造总厂、农机制造厂、肥皂厂，参观铁路、公路、水力发电站，体验畜牧场、牛奶厂、屠宰场、果园、花囿，内容十分丰富。他注意资料收集和整理，对学校的学制班次、校舍条件、学生规模、收费标准等能详则详，对水闸、铁桥等现代设施的面积尺寸，机器设备名称、马力电量等动力数据，各类工厂的机械化程度、生产加工及销售数据，农业的牲畜屠宰数量，教会的管理架构、财务收支数据等能细则细。为了解公路建设详情，他两次与美国筑路工程师交谈，一次夜宿工程师家中，详细了解美国公路建设的标准、工艺、材料、成本、支持政策及质量检验等，足见其用心之良苦、办事之严谨。以成功商人的背景、54岁的年龄自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远渡重洋当“学生”，这种格局和见识非常人可比。

深刻反思。在考察力求详尽、记录力求全面的基础上，深刻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刘子如国际视野的第二个特点。除前文所述对列强觊觎的警惕、时局政治的担忧和发展教育、交通、实业的具体建议外，刘子如反思的以下几个点也很有价值。一是他认为文明古国、古老民族如不改良进步，也有亡国亡种的危险。他在英属殖民地埃及参观金字塔后，在赞美工程之伟大之余，发出“此等美术已发达于七千年前，惟其不思改良，反令国政退化。前车之覆，后车之鉴”[7]的感叹。了解到巴勒斯坦地区由他国代管，导致本地遗民无权在京城内购地建房，只能由外人集中圈定一地特许建筑，不得零星杂处后，反思“此皆巴勒斯坦人物执自封，故他人得以代管”“如此不自由之地，曷若谓之为监狱乎”[7]。他目睹加拿大印第安人的现状，认为“泥守旧规”“虽教会施以学校教育，伊等不愿学习”，是印第安人只能“蹙居一隅，生齿日削，灭种之祸悬于眉睫”[7]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些分析依据未必充分，判断未必准确，但毕竟反映出刘子如对除中国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盛衰兴亡的关注和思考，说明刘子如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思维。二是刘子如对中国未来成为“头等国家”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以法国经过数次革命才步入共和正轨为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天然蕴藏丰富，有数千年来勤修德政、不贪他国土地的优良传统，之所以暂时落后，是因为破除封建专制帝国改建共和不久，各方面尚未步入正轨，“一旦睡狮初醒，后生可畏，焉知不有雄长全球之一日乎”[7]。又举新加坡商埠虽为英人管辖，但“商务之牛耳暗实操诸于华人之手”，以及华人陈嘉庚捐资五百万在厦门修建大学例，赞赏华人“为祖国争光荣，不可谓不至矣”[7]，认为“诚能化除私见，同趋一致，俾法律政治日臻上理，不出三十年，中国将为全球头等国家也”[7]。起而直追、竭力振兴、头等强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国强翘足而待等类语句在《新新游记》中不时出现，对于深受中国内乱浸染、亲眼目睹中外发展巨大差距的刘子如而言，这样的远见和信心十分难得。尤为难得的是，刘子如对世界眼光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以国人对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诧为惊奇为例，说明不知世界为何物的害处，并结合自身体会，说明一旦出国便会了解孙文学说不过是一最平易之事。他呼吁“诸君盍不放开世界眼光，远游欧美，一新耳目，将来返国作事，自可与人民谋进益”[7]。在具体措施上，他主张扩大开放，加强对外交流，“查列强之富强来源而追随之、则效之”[7]；同时主张减轻出口税，加重入口税，促进本国农工商发展。刘子如深刻反思的第三个价值点是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他强调“能增长青年之学识”“提倡青年有益之事业”[7]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在英国时，他注意到英皇储与万国30万童子军同在军中，同餐同起，“于此足觇外国青年之程度矣”[7]。他详细记录伦敦、多伦多、纽约等地青年会的组织架构、活动项目、经费收支、实际运维情况，希望川渝两地的青年会“均能照样做去，更可见日臻前进也”[7]。刘子如特别注意海外留学生的情况，对燕京大学毕业来美留学、在餐馆半工半读的学生周文华；由清华大学申送、在加利弗利亚省立大学肄习机械且成绩可观的四川南川人童锡祥并侄启泰；以及虽未谋面，但“闻名誉、学识均属优美也”[7]的在美四川籍留学生江津邓式曾等6人、成都张治中等3人、中江陈石学、崇庆陈钦仁、云阳赵锡麟一一点名记录，足见他对青年关注之细、用情之深、用心之苦。

赢得尊重。在国外考察期间，刘子如以自己的经历、能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尊重。一是当地媒体反响强烈。在加拿大，当地省会报纸详细登载刘子如游历事迹，刊登刘子如照片。到美以美会、青年会演说，均提前一日登报挂牌，列出演讲者姓名。在通往演讲地所在的重要街道，“沿街及各商店门首悬余肖像，下注明今日在何堂演讲，甚至通衢繁区亦悬余放大之像，注明如前”[7]。他在出席加拿大母会布道团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活动期间，活动及用餐现场均享受飞艇在空中排字的礼遇。离开加拿大前，当地提前一日登报公告，第二日晚刘子如准时在收音机里发表广播辞行演讲。二是刘子如频繁拜会重要人物、出席重要活动。他拜会中国驻加拿大领事，会晤加省相国、前任瑞士和平大会代表、当地市政厅长、铁路总办、商会会长、报刊主笔及宗教界要职人员。他参观英国、加拿大两国议院，出席各城市欢迎大会，纽约美以美会大会董事会议，主领加拿大母会布道团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活动，列席加拿大全国教会及苏格兰会、伦敦会代表会议，备受重视。三是演讲场次多、效果好。刘子如在加拿大、美国逗留两月，发表大小演说38场次，听众多则上千、少则数十人，广受好评。“常闻人云，较一千西人返国之报告尤佳。各埠报纸每日均载有子如演说之事，在火车，在码头，在街市，所认识之友人无不向余握手也”[7]，“尚有他埠欲请余往，惜余不能分身，可惜可惜”[7]。

考察期间，刘子如仍时刻关注国内资讯，保持家书往来。他闻南北统一而喜，为国内战事而忧，更为家信中提到的“叙及川中钱荒，纸币滥行，棒匪纵横，关卡林立，商业萧条，民不聊生”[7]而深深牵挂。中秋之夜，他借宿友人家中，“余一人远隔天涯，顿生游子之感”[7]，一位保持“中国心”、怀揣“强国梦”的中国老者形象宛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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