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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如传

日期: 201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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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山出生

1870年(清同治九年)农历10月初4,刘子如出生在四川省綦江县金灵乡青山石窝寨。

关于綦江县名的来历,《綦江县志》作了这样的叙述:“一说綦江之名本于綦市,一说因水作苍帛色,故名綦江。”但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县志的编纂者遍寻史料,查诸史迹,去伪存真,终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綦市早于綦江”,“綦江之名本于綦市,江以綦名,县以江名。”“元末,明玉珍据蜀称帝,正式命名綦江县。”綦江县的称谓就这样而来。綦江县地处四川盆地的东南缘,位于重庆市的南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汉、晋到南北朝为巴郡江州县地。西魏、北周属七门郡江阳县,隋属江津县。唐武德二年(619)置南州,并置隆阳县。唐先天元年(712)改名南川县。北宋皇祐时废南州,改隶渝州……”建国后的1955年,刘子如的故乡綦江县金灵乡划归南桐矿区管辖。

南桐矿区原管辖的范围,在建区前的行政区划由四川省南川县、綦江县和毗邻贵州省桐梓县管辖,以盛产优质的煤炭而闻名遐迩。1938年前后,南桐煤矿、东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较为著名的煤矿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为国民政府抗战而迁移重庆的工矿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业食粮。新中国成立后,上述煤矿划归西南工业部煤业管理局管辖,生产的煤炭成为重庆及其他地区的工业的冶金、电力、铁路和民用的重要能源。但这些煤矿分属两省三县管辖,行政区划亟待调整。在此背景下,195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与贵州省人民政府进行协商,在西南煤业管理局的配合下,三方进行踏勘调查后,达成建立南桐煤矿区的行政区划一致意见。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府民密(54)字第60号文件《南桐煤矿区情况调查及建立政权意见的报告》,报送国务院审批。1955年1月21日,国务院以(55)国政常字第6号文批复:“同意在四川、贵州两省交界处,包括四川省南川县的万盛、邓家、大垭、腰子、丛林、簸箕、松林等7个乡,綦江县的建设、青年、金灵3个乡及贵州省桐梓县的第十区全区桃子荡等17个乡,共27个乡(包括南桐、东林等煤矿区)的地区内,建立重庆市的市辖区,称重庆市南桐矿区。”8月16日,南桐矿区正式成立。自此,刘子如的故乡金灵乡隶属南桐矿区管辖。1993年4月,南桐矿区更名为万盛区。1958年8月,金灵乡与青山乡合并为青山乡,后几经演变,乡改公社,公社改乡,2001年撤乡建镇,正式更名为金桥镇。

刘子如的故乡位于重庆市万盛区金桥镇的青山,他本人在《刘子如自述》中称“家于永里青山”。“青山”的称谓的确是名副其实,从这个富含诗意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名称里,就可以想像出满目的山野郁郁葱葱,青翠欲滴,碧波荡漾。青山最美的季节当属春季和夏季。春季的青山芳草萋萋,绿草如茵,菜花金黄,梨花如雪。夏季的青山是一幅风情万种婀娜多姿的美妙图画:茁壮成长的绿油油的秧苗和苞谷满山遍野,整个青山被染成了翠绿色,一望无垠,山花烂漫,蜂飞蝶舞。青山土地肥沃,梯田层叠,物产丰富,盛产稻谷、玉米、麦子、红苕、油菜等,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刘子如的童年少年就生活在这样的青山绿水中,如果不是当时生活的极度贫困和信息的封闭,这片山水也属农耕时代的理想之地了。

刘子如的出生地石窝寨原名石堡寨座落在青山石岗坪的山峦上。山峦三面陡峭,一面斜坡,虽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气势,却也算得上是易守难攻之地。山峦人迹罕至,寂寥沧桑,只有明月和清风与它为伍。石窝寨的四方都用当地石头砌筑过,尽管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雨雪和星移斗转,但那些在当时花费了不少人力而层层垒砌起的青石仍然清晰可见。据当地的老人介绍说,石窝寨原是当地的富人为躲藏土匪而修筑,但不知何年却成为土匪落脚的地方。在那用长矛、大刀和石块等为武器的年代,土匪据险盘踞在这里,曾演绎过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进山剿匪,土匪据险顽抗,双方恶战一场,土匪全军覆灭。刘子如的父亲刘荣邦为什么把土匪遗弃的石窝寨作为居家之所在?唯一可以猜测和解释的原因是他的贫困,不得已而为之。

刘子如的先辈祖藉江西饶州,后由湖北麻城迁居四川綦江,先后在蒲河、金兰坝一带定居,以下苦力的走船、帮工和种庄稼维持简单的生活。刘氏家族迁移麻城是为何、到綦江是何时、来了哪些人?等等,因史料的匮乏,故成了一团迷雾。清朝道光年间,刘子如的祖父的刘法祖迁移到金兰坝油榨岗谋生。在金兰坝定居不久,刘法祖与当地的姓霍的女儿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儿女,其中的小儿子刘荣邦就是后来刘子如的父亲。长大成人后,身强力壮的刘荣邦考虑到金兰坝由于佃户多,租种地主的土地已是粥少僧多,展不开手脚,故来到青山石窝寨,在这里租种肥沃的田地为生。但聪明的刘荣邦不再把耕种土地当作是维持生存的唯一方式了,据有关史册显示,刘荣邦曾一度改变过去求生方式:他从事起了经营盐巴的生意,不仅同父亲刘法祖都会在水上行船,而且他的行船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他经销盐巴竟然行船到了浩浩荡荡的长江之上。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定的胆识、本事和长远的眼光,刘荣邦一定不会“改业盐商,航长江”的,他一定会像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众多华夏子民一样,被无情地桎固在那片永远也不会致富的土地上。不知当时的刘荣邦是否想到,也不知对未来的儿子是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他儿子刘子如的出生和成长,刘子如践行了父亲的事业:经商和在长江上航行,这是父子俩的共同点。不同之处,首先是儿子经过经商成为了一代叱咤风云卓尔不凡的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其次是儿子成了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后,他的足迹不仅仅航行在长江与黄蒲江上,而且还通过浩瀚的大海远涉重洋,环球考察近一年,受到了数十个国家盛况空前的欢迎!

1860年(清咸丰九年),在青山安家落户的刘荣邦同曹氏结婚。婚后育有子女三人,长子刘华丰,二女刘华英,三子刘华璋,字子如。据有关史料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刘荣邦对佛学十分的爱好,晚年竟到了痴谜的地步,并还到各地去讲授佛学。据此可以推测,成年后的刘子如加入基督教应该说父亲热爱佛学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刘子如的母亲曹氏天生一副古道热肠和菩萨心肠,在青山以孝道著称而声名远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最好的倡导者,年幼的刘子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因此,刘子如留给当年石窝寨一带乡邻的印象是循规蹈矩,心地善良,尊敬长者,且有教养。

(二)身世孤苦流落重庆

刘子如是何时成为孤儿,多大年龄到的重庆,为什么流落到重庆?这些问题都笼罩着层层的历史迷雾,颇令人费解。

根据《四川省志》、《重庆市渝中区志》、《綦江县志》、《重庆市南桐矿区志》及刘子如的儿子刘福祥和青山村民提供的史料和口述资料,都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刘子如在年龄尚小的时候因父母先后不幸去世,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民国年间出版的报刊在叙述刘子如的身世也说:“彼慈父见背,先生年龄尚少”,“幼孤苦,多坎坷”。在那一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刘荣邦一家命运多舛,祸不单行。刘荣邦夫妇去世后,长子刘华丰也不幸英年早逝。为了生成,没有成年的刘子如只好和已经出嫁给当地佃家的陈朝江为妻的姐姐刘华英一家生活在一起。这些史料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刘子如是孤儿的佐证,而且依据充分,不容置疑。

刘子如为何要到重庆,是多大的年龄到的重庆?一些资料记载说是生活在姐姐家中的刘子如因小事受到姐姐的训斥,性格倔强的他愤而出走到了重庆。但这个“小事”是什么事,不得而知。而刘子如故乡青山的众多村民对刘子如出走流落重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子如在年龄尚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撒手人寰,从此成了孤儿。1883年,刘子如13岁那年,石窝寨附近一户有钱的陈姓人家,为了修建死后的安葬自己的坟墓,在生前就请风水先生选了一块风水宝地,请来石匠热火朝天的修建百年之后的“最后去处”。风水先生和石匠师傅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一种叫“开光”仪式,正在磕头作揖之时,他们惊诧地发现上方一个穷得没穿衣裤的赤身裸体的小孩正对着他们的方位,而且竟然嬉笑说修墓的地方不好……这个小孩就是刘子如。刘子如的言行令墓主、风水先生和石匠们讳莫如深,十分的恼怒。刘子如由此受到众人的责骂,并到哥哥已经去世而守寡在家中的嫂嫂那里去告状:意思是这个娃儿太不懂事,伤风败俗,应严加看管,云云。毫无疑问,嫂嫂不问原因,辟头盖脸就是一顿打骂。在走投无路之下,刘子如到了茶罗湾的姐姐家里。但刘子如始料未及的是,姐姐刘华英同样训斥了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性格倔强的刘子如选择了一种令全家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的反抗方式:坚决出走!这时,毕竟血浓于水,心软了的姐姐在作了种种最大的努力也挽留不住刘子如,无奈之下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一点私房钱,泪流满面地送别弟弟。从未出过远门的刘子如带着“仅余五十三文之小钱”,同贩卖鸡鸭和草纸的小商贩一道,步行两天,风尘仆仆到了举目无亲的重庆。从上述这些史料和口述的资料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子如是未到成年时就成了孤儿,并且于13岁时出走并流落重庆。

(三)创业失败六次饱尝艰辛

刘子如通过长途跋涉来到了重庆这座既陌生又好奇且让他无限憧憬的城市。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同这座两江环绕的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之后,他通过数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终于在这座城市成功地演绎了一个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的传奇故事!

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它依山傍水,穿越了千山万水和历史风尘的长江与嘉陵江一路浩荡而来,在此融合后,宛若一条宽阔的玉带逶迤向东而去。重庆古称江州,隋朝开皇三年(583年)被设立为渝州,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由“恭州”提升为“重庆府”,重庆这个名称就由此而来,一直沿用至今。重庆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是用血与火凝聚而成。重庆在风云变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曾有过三次作为国家首都的荣耀——巴国国都、夏国国都、中华民国陪都。尤其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有三次成为陪都:第一次是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命令定为首都,第二次是1949年6月,行将分崩离析的国民政府又一次迁都重庆,第三次是同年10月15日,四面楚歌的“国民政府”再次由广州迁移重庆。随着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国民政府大批的机构、工厂、学校的迁居,一批批国共两党和各界名人志士纷至沓来。伴随着刘子如在创办企业、孤儿院、青年会中的巨大影响,诸多的政界要人和名人志士也渐次走进了刘子如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毫无疑问,刘子如离开家乡到重庆谋发展,肯定是远见卓识之举,同时一定是怀有雄心和理想的。但究竞该干什么,做哪样适合,从哪里做起?这在他刚踏上重庆的那一段时间一定是茫然无措的。在寻找机会近乎流浪的漂泊中,从家乡带到重庆的五十三文小钱早已花光,此时,举目无亲且穷困潦倒的刘子如深刻地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和压力。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临江门外嘉陵江边现一号桥富成路红庙的当家和尚“怜其伶仃,爱其聪慧,给予收养”。以慈悲为怀的和尚让刘子如吃住在庙里,平时做些杂活,有空的时候教他读书写字。饱尝生活艰辛的刘子如深感这样的条件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他在向和尚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又向刻图章的师傅学习雕刻图章的技术。“遇赵道士延其家,镌字四阅月,获薪水八钏,新制衣冠。始入渝城,会及同行,帮学参半,稍可驻足。”随着雕刻图章技术的长进和顾客的渐渐光临,刘子如便告别在落难时收留他的当家和尚,独自在当时“关庙”现今的民权路建设公寓开设起雕刻图章的摊点,开始了他的艰苦创业之路。当家和尚圆寂后,一直深怀感恩之心的刘子如特地为他在富成路岩上修墓安葬。这种情感还延续到下一代的身上,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刘子如的儿子刘福祥在“每年清明,我都要去扫墓,纪念父亲的恩人。”刘子如晚年回故乡青山后,把富成路的一块土地送给管家向银臣,并为向银臣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住房给他,嘱咐他一定要照看好当家和尚的坟墓刘子如这一段时间对雕刻技术和文化的学习完全痴迷,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从以下的文字叙述中可见一斑:他“子时稍卧,五更又起,废寝忘食,艰苦奋进。”质的飞跃总是从量的积累中产生的,随着刘子如雕刻技术的长进和视野的开阔,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图章雕刻了,开始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学习雕刻木版书,进而学习雕刻石版印刷和铅印技术。就雕刻技术而言,能掌握雕刻木版石版的技术与雕刻图章技术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了——因为前者涉及到文字的众多、美观和广泛的阅读者,涉及到正式的印刷出版作品,同时也涉及到批量生产和流传于世了。因此这两者之间的技艺不可同日而语,有着云泥之别了。

通过奋发图强的学习,刘子如的雕刻技术日渐成熟完美,为他之后雕刻传世之作——《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打下了基础。现《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作为见证重庆历史发展的文物珍品,在刘子如去世五十多年后被收藏在重庆三峡博物馆里。从这件事例中就可以想像刘子如的雕刻技术水平,这也许是当初刘子如雕刻这张地图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这幅地图究竟有什么重要性,1999年6月19日,《重庆晚报》刊登了作者子敏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刻于何年》考证文章。文章认为刘子如镌刻的地图是“现存最古老、最大的重庆老城区地图”之一:
  现存最古老、最大的重庆老城区地图,大概当推《重庆府治全图》和《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了。《重庆府治全图》刻于清光绪丙戌年(1886年),由巴县县令国璋主持,“湲召画工,周历郡治,绘为全图”,“ 阅年余,始获镂版”。《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就张云轩旧图扩充而成,上有绘图者綦江人刘子如的题识,镂刻年代不详,史家称其“刻于清末”。两图风格相仿,大小接近,同为写意性木刻,长度均为151、5厘米,宽度前者为82、5厘米,后者为85、5厘米。据悉,《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全市尚存两张;《重庆府治全图》仅存一张,系近年从民间发现。两图的存世,为研究重庆老城区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工具。令人遗憾的是,《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作年不详,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这幅地图到底刻于何年呢?下面略陈笔者管见。

将两图对照观看,最大的差异在于《重庆府治全图》未标外国领事馆,《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标有英、日、美等国领事馆。外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是在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即准作通商口岸”之后。1891年4月,英国首先在渝设立领事馆;1896年,法国、日本、美国于3月、5月、12月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由此可见,《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刻于1896年之后,镂刻时间比《重庆府治全图》稍晚。

细观《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即可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长江、嘉陵江上的行船全是木船和帆船,唯一例外的是,在金紫门外的长江上有一艘轮船。在其左侧,写有“立德轮船”和“A.J.little.Co”(立德公司)等字。据史料记载,1898年3月8日,英国商人立德(又译作立德乐)驾驶“利川”号轮船到达重庆,这是有史以来重庆江面上出现的第一艘轮船。次年5月7日,英国炮艇“山鸡”号、“山莺”号随后抵渝。是年,“利川”号轮船回驶上海;6月20日,英国溥安公司商轮“先行”号在重庆靠岸。综合上述情况,可作出以下推断:(1)《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刻于1898年3月8日之后,立德轮船(利川号)抵渝的时间即是该图镂刻时间的上限。(2)《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上无“山鸡”、“山莺”、“先行”诸船,说明该图刻于1899年5月7日之前,“山鸡”号和“山莺”号到渝的时间即是该图镂刻时间的下限。(3)要之,《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刻于1898年3月8日至1899年5月7日之间。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对研究重庆近代地理、历史、人文和城市发展有什么样的价值?与以往的地图相比有哪些珍贵?2007年8月,重师历史与文博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邓晓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撰写了《刘子如与‘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

有着一百余年历史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是迄今重庆少数尚存的、记载最为详细的古地图之一。多年以来,它一直深藏书斋,除一两篇简介外,对它的研究还几乎是个空白,然而随着人们对城市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它的价值也显得越来越重要。